1937年11月中旬到1939年2月底，中共晋绥边特委连续开办党校学习班，一批又一批对党员干部进行轮训，其效果和作用十分显著，特委开办的几期党校学习班，我以学员和工作人员的身份基本参加了。一些情况至今还记忆犹新。 

　　

　　1937年“芦沟桥事变”,后9月上中旬，侵华日军就相继占领大同、怀仁、山阴、左云、右玉等城镇，国民党军和山西的晋军丢盔弃甲蜂拥而逃，阎锡山在各县的政权亦土崩瓦解。在国难当头、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，中央北方局和山西省工委向雁北地区派来党的一批干部，这批干部在到达平鲁城之前后，又汇合了在抗战前夕我党以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的名义，派到各县的一批特派员（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），当时他们面对日军即将侵占平鲁、朔县两县城的形势，着重抓了两件事：一是北上抗日救亡宣传，增强广大群众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念；二是有关在敌后开展游击战的部署，这个时候我干部的活动范围还仅仅局限在平朔山区一带。 

　　

　　9月底10月初，我党领导的八路军一二〇师宋时轮支队北上到雁北，收复平鲁城、井坪镇，并深入山阴岱岳镇附近、朔县马邑堡一带，多次袭击了日军，接着我警备六团、三五八旅七一六团和蔡玖骑兵营等部队，又挺进到雁北，收复了右玉县，组织了雁门关伏击战。八路军在雁北的这一系列军事行动，不仅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。鼓舞了人民抗战的胜利信心，更主要的是为开展敌后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。不久，“神朔抗日救国会”“平鲁战地动员委员会”等半政权性质的县级组织机构相继成立。此时，平朔西山、洪涛山区、大左山区、右玉西山及左右凉山区的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。 

　　

　　在我八路军主力部队的军事进攻下，抗日局面打开了，随之带来干部的严重缺乏，特别是县区的领导骨干更缺乏。当时，虽然已有一大批青年和小知识分子投身到抗日斗争行列。并有不少人加入了党的组织。由于根据地的迅速扩大，县委、区委委组织亦相继建立,党内干部远远不够用。有的县、区干部配备的比较好，也只有三至五人，还未能形成委员会；有的县、区的主要领导，则由部队中的骨干暂时供职，还有一些行政区，虽然有名称但尚无干部，仍是一个空架子。如何尽快解决干部不足问题，是关系到扩大巩固抗日根据地，充分发挥我党在抗日斗争中的核心领导力量的一个战略的问题。为此，中共晋绥边工委（即晋绥边特委前身），在组织平鲁、右玉等县抓紧培训干部的同时，决定开办地区级党校学习班，对有文化，有培养前途的一批党员，下决心进行轮训。 

　　

　　中共晋绥边特委，开办党校学习班，先后共举办了六期，参加学习的党员均由各县选拔推荐。第一期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中旬在偏关城开学，参加学习的党员有党洪恩、黑耀华、白涛（女、又名白玉连）、王涛（女又名王玉连）等三十多人，党校负责人是李林枝同志；第二期在平鲁城，于1938年2月开学班主任是李林枝同志，5月10日结业，平鲁的周业同志被分配到晋绥边特委搞宣传工作；第三期于1938年6月18日在右玉县南山的榆岭村（现属山阴县）开学。毕业于右玉县的王屏村，参加学习的党员有吴秉一、王文、武云英（女）、刘之等三十四人，党校负责人苏恒同志（又名麻胡）；第四期于1938年10月8日在凉县的二墩村开学，毕业于右玉南山的后石门村。参加学习的学员有康月娥（女，现名肖康），刘仙云（女，现名刘震）、张逊、张骤等二十八人，党校负责人苏恒；第五期于1938年11月26日在右玉南山后石门村开学，中途移住到北祖村，毕业时在王老沟村，参加学习的党员有王亦文、任平、贾建义、李星、贺三女等36人，党校负责人仍是苏恒同志；第六期于1939年2月底在王老沟村开学，参加学习的党员有张桂兰（女）、陈财（又名陈戈平）、王嘉绪等三十人，党校负责人还是苏恒同志，以上各期均有地方部队输送来的排连级干部。 

　　

　　晋绥边特委举办的这六期党校学习班，每期学习时间约两到三个月，学习的主要内容有：新党员训练大纲和党员须知，党的建设和支部工作知识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，中国革命近代史学，论游击战争战略战术问题，党如何去做群众工作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等。学习方式，集中一起听大课。编成小组进行讨论，一个专题一个专题的进行学习。担负给学员讲课的同志，一是特委的领导，二是老红军，三是已入党多年的大学生。“党的基本知识”“群众工作”“统战工作”等课，主要由赵仲池（特委书记）、郑林（特委组织部长）、田仲(特委宣传科长)主讲。“抗日救国十大纲领”“中国革命近代史”等课，主要由李林、苏恒同志主讲。军事课主要由王保（特委军事部长）、胡一新（特委宣传部长后任六支队政委）、李登瀛等同志主讲。为帮助学员加深理解。每期学习都要抽调一些同志，深入各个小组给予具体辅导。因此，每一期的学习时间尽管不长，但均收到了预想的效果，好多学员学习后反映，在认识上有如下四方面提高：一是对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，明白了“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”的真理，初步确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信念；二是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是唯一能够代表全国人民利益的政党，打败日本侵略者的重担，已历史地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；三是懂得了抗战的巨大潜力存在于民众之中，只有放手地发动组织群众，结成广泛民族抗日统一战线，才能把盘距在中国领土的日寇赶走；四是比较系统地了解了党的基本知识和共产党员的模范先锋作用，增强了组织性、纪律性。 

　　

　　晋绥边特委通过举办这一系列党校学习班，见到的成效是： 

　　

　　（一）干部数量成倍增加。抗战初期，晋绥雁北地区虽然系重点地区，但上级党委尽最大努力，只派来干部三、四十名，且全部属外地同志。而到1940年，全地区干部则猛增到二百七十多名，增加近七倍。其中本地干部占总数的70%多。这样，不仅初步解决了干部的严重不足的问题，更重要的是使我党在这一地区真正扎下了根，并成为名副其实的领导力量。 

　　

　　（二）干部素质提高了。在我党我军抗日宣传和军事行动影响下，原来虽有一大批中小知识分子和青年加入了党的组织，投身到了抗日的行列，但绝大多数是属于被抗日的浪潮卷进革命队伍里的，他们具有单纯打日寇朴素感情的一面，而对抗日中如何实施我党的纲领、路线、方针、政策。却缺乏应有的认识。在工作中还挑不起主要领导的重担。经过学习培训，多数同志随着思想认识方面的飞跃，在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方面发生了质的变化，很快成为县、区级领导班子中的骨干，如党洪恩、黑耀华、白涛（女）等，原是平鲁县男高、女高的学生，入党参加工作时，年龄还不到二十岁，参加特委在偏关城办的党校学习班学习后，分别被分配到特委机关、清平县和大左地区担任了要职，胜利完成了党赋予其的历史重任。 

　　

　　（三）开创了抗日工作的新局面。对党员干部的大批培训，既解决了县区党委领导班子的配备问题，又解决了各群众团体对干部的需要。同时还为开辟新区提供了一部分干部，这一大批本地干部的成长使党在各方面的活动与斗争，如群众运动、游击战争、统一战线等，更积极主动和广泛深入了，初步实现了党在各项抗日工作中的核心作用。正因为如此，从1938年初到1939年底，晋绥边地区的抗日运动便出现了令人鼓舞的新局面，多数县的县委、区委的抗日群众团体相继建立，基层党支部成批诞生，广大青年纷纷报名参加八路军和游击队，群众性的抗日活动遍布全区各地，在这一时期，尽管阎锡山顽固势力搞了一系列反共投日的罪恶活动，但由于我党在这一地区有了较雄厚的干部队伍和坚韧的群众基础，我们摧垮了顽固势力，普遍建立了抗日民主新政权，而且为夺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。 

　　

　　（据任平回忆整理1986.4.9）